2016海外華文文學上海論壇-嘉賓對談

 

嘉賓對談      

 陳思和的總結發言

來源:陳思和


  今天整整一天我都在學習中。我過去較少出現在這樣的會議上,但并不是我不研究世華文學,我主要專業在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。我一直認為,世界華文文學就是中國當代文學或者比較文學的一部分。

  我覺得世界華文文學大致上有三類,一類像戴小華這樣的華僑文學,她是從臺灣去馬來西亞的,老家在滄州。馬來西亞(包括東南亞)有很多華僑,還有華僑的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,這樣的華文文學,雖然用華文寫作,但我認為應該屬于馬來西亞文學的一部分。東南亞,像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等很多國家是多元文化國家,他們的文學也是多元的,當然他們也有主流文學(比如馬來文學),也有民族文學,華文文學就是其中的組成部分。所以,研究馬華文學要注意到國別的概念,屬于比較文學的范疇。

  第二類是臺港文學,也包括澳門,這一大塊地區原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,但是因為1949年大陸和臺灣分成兩個地區,有很多作家從臺灣去了國外,也有的在臺灣出生,或者是臺灣的第二代、第三代,本來就是客家的、閩南的,或者臺灣原住民,這是非常特殊的形成。從大的政治背景下,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一部分,其實里面有很多具體的問題,包括語言、制度等等,我們研究中國文學一定要研究這一塊,不能不研究臺灣文學。更有一些輿論說中國大陸不屬于世界華文的范疇,中國的概念和臺灣的概念,變成了兩個領域,現在一些人為劃分的學科就會發生這些傾向性問題。在我看來,香港澳門不用說,臺灣文學也是屬于中國文學的一部分,我講現代中國文學史,是從1895年開始講起,甲午戰爭以后,中國分成兩類地區,一類是半殖民半封建的文學,還有一類殖民地的文學,包括香港、臺灣,包括后來的偽滿洲國等等,中國文學一直在是殖民地文學和半殖民地文學雙重變奏中形成的,殖民地的臺灣文學當然是中國的文學一部分。沒有理由獨立出去變成“世界華文文學”的一部分。

  第三類,與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作家有關。像張翎、王琰、施瑋、盧新華都是復旦的學生,不能因為他們出國了就算作外國作家了,國籍有那么重要嗎?我認為新移民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,中國一部分作家由于各種原因出國了,現在全球化了,但從文化和語言意義上看,他們的創作仍然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,就像當年郁達夫、郭沫若他們的創作一樣。我在做研究的時候,我故意回避了“世界華文文學”這個概念。

  徐學清教授是我的同班同學,不久前與我有過一次討論。她的觀點是,張翎陳河都屬于加拿大作家,她在加拿大約克大學開課,就是講加拿大的華語文學。我覺得張翎、陳河將來的國際地位高了,加拿大的學界會慢慢接受像張翎陳河這樣的華裔文學,我一點不反對。如果加拿大文學史上把張翎陳河寫進去,這是好事,但問題是今天的加拿大文學史不會寫張翎陳河,即便會,也不會像中國大陸學界對張翎陳河有那么深的理解,他們都是華語作家,作品主要讀者都是中國人,能夠指望加拿大的讀者那么理解他們嗎?加拿大的文學工作者,主要研究英語和法語作家,當他考察一個中國作家,而且使用華語來寫作的,我想在加拿大不會受到那么深刻的重視和理解,我是這樣看的,張翎陳河當然是中國作家,嚴歌苓當然是中國作家,所以我在文學史上會寫嚴歌苓和張翎的章節。我們不關心他們,誰來關心他們?

  所以在今天,世界華文文學這樣一個概念,作為一種文學現象當然可以存在的,就像以前有人提出離散文學、移民文學、留學生文學,等等,都是可以用來概括的。但作為一個學科是不合適的。我就是從中國當代文學的立場來研究這些海外作家、臺灣作家和港澳作家的,我的評價也沒什么特殊,我覺得張翎、嚴歌苓的小說就是應該放在莫言、王安憶、賈平凹等人的文學創作的水平線上進行考量和評價,沒有什么好特殊的。這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,不應該有另外一種標準去衡量;但是從另一方面看,華人作家走向世界畢竟構成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,也是當代文學非常重要的現象,而且不是一個人、兩個人,是一大批人。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在全球化背景是成為世界性因素的一個重要現象。

 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來看海外作家,他們給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什么?增加了什么?我覺得這樣的研討就非常有意義。我特別喜歡剛才陳瑞琳的發言,一開始她講張翎那段講得非常好。我覺得有這樣一個優秀的、高水準的評論家,這是海外作家的福氣。她能在這樣那樣的不同環境中,對海外作家的創作做出整體的推介非常了不起。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,國內學者要研究一兩個海外作家可能比較可行,要整體把握,確實有困難。首先資料收集就有困難,現在很多資料都是靠作家自己送的,很多東西就不能系統來把握。當然我們也有責任配合陳瑞琳他們多做點這樣的工作。比如像今天的會議,這是很好的嘗試。

  在海外的作家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,中國當代文學現在已經走到一個瓶頸上,這個瓶頸非常明顯。為什么?因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,是從“五四”開始的新文學運動,這是一個人為發起的文學運動,為什么這么說呢?所謂文學,從古到今都是愛好文學的人用文字寫下來的,愛好文學的人不一定有什么使命,只是出于一種愛好,用各種形式來取悅于大家,也表達自己的感情。文學史上大多數文學創作,要么出于個人興趣愛好,要么出于個人對世界的思考,要么為了賣錢編故事,無非都是這樣的。它是一個自然而然產生的精神現象,是一種自然的文學。

  到了宋元明清,逐漸有了市場,有了說書人講故事,有了市井文學。文學一直是隨著時代發展而發生變化的。但是到了20世紀以后就不一樣了。“五四”時期中國已經被納入到世界的格局里去了,這以后的文學,不再是一個自生自滅、隨著生活的發展而發展的自然過程,它是一下子看到自己和世界的差距了。這個時候,知識分子以西方為榜樣,要向西方學習,把西方的托爾斯泰、歌德、雨果都搬過來了,模仿他們創作出一種文學,這個文學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,它是在一個巨大的力量推動下產生的文學運動,這種文學充滿才氣也充滿戾氣,充滿對社會的控訴和批判,成為一種知識分子啟蒙的思想武器。

  這條路,培養了至少五代到六代的作家,一直到新世紀,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,已經把“五四”新文學推到一個極致了,1990年代開始就有人說我們現在的文學被邊緣化了,越來越差了。而我覺得現在的文學總體上肯定要比“五四”初期的文學優秀。但是它有一個傳統延續發展到今天,就是我們這代人,基本上都帶著巨大的觀念去寫作,我們要通過文學去改造社會,要表達人性,是帶著觀念層面的東西來從事寫作的。

  但是,新世紀以后中國文學就不是這樣了。新世紀以后的生活變化之大,是我們以前無法想象的。為什么?因為有了網絡,有了新媒體,大量的人都參與到文學中來,今天的文學活動不是少數人,不是我們幾個人坐在這里談文學談出來的,而是網絡上千百萬的人,人人都可以談,人人都可以寫,人人都可以變成作家。這種狀況下,大量的文學創作又還原到傳統的、隨著生活發展而變化發展的自然的狀態。

  這是兩種不一樣的文學觀念,是有沖突的。記得我擔任復旦中文系系主任的時候,系里有位老先生特地把我叫到他家里去,對我說:你做了系主任,我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,金庸現在到處在大學里兼職,在浙江大學、北京大學都是兼職教授,你千萬要守住陣地,不能讓武俠小說進入到大學課堂。”其實金庸的影響,他文學的地位,大家都明白,但是學院里還守著傳統觀念,就是必須按照我們的觀念做的文學才是文學,其他都不是文學。但現在這個觀念已經不攻自破了,80后、90后的作家都去寫類型小說了。現在的文學觀念發生變化了。

 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,我覺得中國的純文學,我們認為的主流文學,這幾年發生的變化、分化非常之大。我們以前的方法已經失效了,我們的文學面臨一個非常復雜的狀況。我們原來的很多規范都已經失效了,新的能夠辨證解讀文學的理論都跟不上。21世紀未來文學要怎樣發展,有很大的不確定性。如果走得好,可能會產生非常好的新的文學,如果走得不好呢也可能變得非常混亂。這就是我說的現在遇到的瓶頸。

 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,海外文學出現了一個奇跡。

  在今天,大陸第一代出國的人大概苦日子已經過去了,因為總歸有一段時間要付出代價,在外面掙扎生存,所以很長一段時間,看不到海外作家產生的效應。但是現在就不同了。現在如果討論中國最重要的作家,我肯定會提到一些海外華人作家,因為在我的認知里,憑借這一代海外華人作家的實力,我們中國文學的空間不是在縮小,而是在擴大,在全球都有影響,我們華文文學流轉的空間擴大了,這是我們今天重視海外作家的原因。

  那么,我們再來看海外作家對我們提供了什么?我這方面經驗有限,我只是站在個人的有限的閱讀來考量。首先,中國作家在海外從事創作,不是從現在開始的,它是“五四”新文學的組成部分,在郭沫若、郁達夫、老舍、巴金、王獨清、李金髪、徐志摩等人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。但是這些文學雛型后來沒有進一步發展,反而衰落了,而且,即使在“五四”時期的海外題材的文學作品里,作家所刻畫的中國人的精神面貌,也是很萎縮很痛苦的。與今天海外文學中的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樣。剛才看到周勵那么激動地說話,我就想明白了,原來她這個個性跟她的文字是一樣的,就是說周勵這么坦率的人,就是會產生這么有精氣神的文字。海外中國那么一大批人,他們憑什么要出國?憑什么這么掙扎要到國外去?到國外去憑什么要寫作?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。去海外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有一股巨大的欲望,有的想發財,有的想謀生,有的想改變自己的命運,有的為了過更好的日子,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巨大欲望,這個欲望是人的生存的天賦權利,因為中國當時太窮,大家都想沖出去。另外,這還不僅僅是一個物質問題,還有一個精神層面的問題。因為當時中國的禁錮很多,國外至少在精神上有一個相對來說比較自由的空間,所以大批的知識分子,大批的年輕人,寧愿從打工開始,從最艱苦的工作開始,也要改變一個活法,讓自己來掌握自己的命運,這是一個大的精神解放,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巨大成果。

  有些作家原本在國內離功成名就一步之遙了,但是他寧愿把這些名利地位都拋棄,換一種活法,他們有的先去下海經商,后來又把國內事業拋棄,出國打拼去了。這樣人生的幾次大轉變,不是說一定就會成功,但是他是在努力地找尋自己--不靠組織安排、不靠領導分配,就是靠自己努力來掌握自己命運。這一股精神力量,源自改革開放,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能夠這么往上走,能夠形成一個巨大的體量,靠的就是這個精神力量。

  這樣一大批人到了國外,這股精神力量就促成海外華人巨大的成功,不是說過上好日子才是成功,至少在精神上,應該獲得一個與我們不一樣的層面--解放的層面,自由的層面。認識到這一點,我覺得非常重要,在周勵的《曼哈頓的中國女人》,在那個1990年代初,就體現出來了,那就是“我成功了”的喜悅與驕傲,我就要成為曼哈頓的中國女人,我就是一股精神,我趕著往上走。周勵在她的作品里表達了一個新的形象:中國人不再是一個哭哭啼啼受欺侮受委屈的形象了,“我”就是敢發財,就是敢追求名利,追求事業,“我”什么都敢,“我”就是了不起,她表達的就是這么一股精神,這是改變中國人形象很重要的一個方面,這是我說的第一點。

  另外還有一種中國形象。我要講到嚴歌苓,我為什么喜歡她的小說,前面有位發言者已經把我的意思都說了,但是他的表達跟我的表達不一樣,他說嚴歌苓是同情弱者,她是比較喜歡弱者,但我認為她筆下的弱者,心里有大海,雖然是弱者但心胸非常寬闊。這是最重要的一點,她寫的那個妓女扶桑,一個被人欺負得什么都不是的人,像一塊抹布,臟得不能再臟,破破爛爛,可是她顯示了這種人性的莊嚴和偉大,她的偉大是你不可以征服她,你沒辦法征服她,嚴歌苓與周勵是完全相反,她寫的人物,就是中國人在世界各國被蹂躪、被欺負的形象,但是她有時很堅強,為什么?她沒有被搞死,沒有被趕回去,就成為這個地方的一個存在。我覺得嚴歌苓寫這個女性,一個被損害的女性,她會寫得那么好,她其實不是表達軟弱,是表達我們民族的偉大。也許這個偉大很可能會被東方主義者所利用,我當時也跟她討論過這個事,她把我們民族落后、軟弱的一部分展示出來,但是恰恰是在這個關鍵點上,她寫了中國民族性是不可以改變的,也不需要西方來拯救,也不需要西方來同情,我們就是這樣存在下來的。

  我覺得這種觀念,包括她后來寫國內題材的作品,像《第九個寡婦》《小姨多鶴》等,也是這樣寫的,這一種東西在過去的海外文學里是很少看到的,許地山的小說里寫過一點,但不是多見。這是中國海外文學當中最精彩的題材。

  其次,今天的海外華文文學繼承、強化了中國文學的批判精神。“五四”新文學傳統中,核心力量是批判的力量,從魯迅開始,就是對中國社會的落后、顢頇、專制、愚昧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,如果我們抽掉了文學中的批判因素,那么就喪失了新文學的精神,與那些通俗小說、類型小說差不多了。因此新文學必須有一種力量能夠觸動當下,讓讀者認識當下,用文學來表達我們當下存在什么問題,我們必須要通過批判來推動社會進步,這個是文學的使命。

  如果說,只要“五四”新文學傳統還存在,批判精神就是不可改變。但是現在國內的文學創作中,現實主義的批判功能被嚴重弱化了。我們可以看一下,新世紀已經十多年過去了。產生過那么多的文學作品,但是真正描寫現實當下的社會生活,尤其是批判性的描寫,非常少。余華寫了《兄弟》算是一部有力量的作品,可是《兄弟》出版時,反而遭來國內批評界一片罵聲,這么深刻地批判現實問題的作品,我們評論家難道看不見?都看不見?

  像魯迅先生說的,要敢于直面慘淡人生的文學,我反而在海外作家的創作里看到了。可能是在海外的作家沒有在中國國內近20年來的社會經歷,他們還是保持了對文學的童真,他們還是沉醉在文學干預社會、批判現實的文學觀念里,他們就是這樣想的,所以盧新華的小說,非常直面人生,像《紫禁女》《傷魂》寫的就是中國史。他在大的立意象征里面有很多刻畫,表達了對中國現實的敏銳性和批判性。

  我舉個例子,《傷魂》里他寫了一個人物幻想自己做皇帝,欲望野心越來越膨脹,后來犯事了,為了逃避懲罰,就裝瘋賣傻,變成一個瘋子滿地爬。我開始讀的時候還以為這個人物真的瘋了,但其實他沒瘋,他是為了躲避法律追究而裝瘋。這樣兩個極端的意象,一個野心勃勃的真瘋子,一個是喪家犬似的假瘋子,就這么聯系在一起了。盧新華的尖銳性,就是看到中國被這塊封建流毒滲透了的土地上,什么樣的怪現象都會出現的。他寫了一個小的現象,卻成就了一個大的隱喻。他還是保持了1980年代的啟蒙思想。這樣的寫作,海外作家中較為突出的還是嚴歌苓,像《陸犯焉識》《第九個寡婦》等等,有些內容是大陸作家沒人寫的。他們把中國的問題往深刻里走了一大步。

  第三,出現了大量的新題材、新經驗。比如說張翎的《金山》,非常好的一部作品,對華僑歷史的闡述,是一個史詩性的東西,我們過去沒有。嚴歌苓的《扶桑》寫到一部分,稍微寫到移民生活,就跳過去了。而張翎則完整地寫出來了,這部小說在文學史上毫無疑問是有地位的。

  這次看戴小華的作品,也是有這樣的感受。她寫就是“離散”史。與齊邦媛的《巨流河》相似類型。她寫了家庭的離散命運,寫了她媽媽去世的時候,爸爸也不在身邊,不知道他在中國大陸的哪一個地方。直到過了一段時間以后,她突然接到父親的電話,他在海南島旅游。她這樣寫,把人與人的天涯海角似的關系都寫出來了,給我一個很大的沖擊。因為是真實的歷史,因為是發生在她自己親人身上的事情,就讓讀者更相信這樣的故事。過去大陸寫作者的經驗里往往沒有臺灣部分,而臺灣一般也是排斥大陸的,而戴小華跳出了海峽意識,這是特有的經驗。這個經驗是非常新鮮的,是我們過去沒有的。

  有不少海外華文作家都是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出國的,充滿了理想,對文學、國家、歷史的看法都比較純粹。剛才有作家發言時說到施瑋的靈性文學,我很感興趣,相信你們會寫出一批深刻的,我們過去文學史上所缺乏的新作品。這是我們研究當代文學不能忽視的一塊領域。

  謝謝大家!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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